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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四大:唤起工农创新局
时间:2019-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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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上海市多伦路215号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陈列馆外景

□余玮
  中共四大是一次在上海弄堂里举行的秘密群英会,通过了14项文件,并在中共历史上创造了多个第一: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要掌握民主革命运动的领导权;第一次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第一次将党的基本组织由“组”改为“支部”等。
湮没于历史深处的红色记忆
  1925年1月,上海闸北淞沪铁路附近一条逼仄的弄堂内,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秘密举行。此次大会是党在大革命时期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遗憾的是,会址毁于1932年“一·二八”的炮火。文革前,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曾组织人员数度寻找中共四大会址,经过4年的寻访,最终只留下10多份说法各一的访谈资料。
  让寻找工作出现转机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人——郑超麟,他在查找中共四大会址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当年,郑超麟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中共四大召开时,他作为工作人员除了负责会议记录外,还担任向导工作,曾多次带领出席会议的同志赶赴会场。在他撰写的《怀旧集》和《郑超麟回忆录》两本书中,都提到了中共四大的具体情况:“会址是新租来的一幢三层石库门房子,地点在上海去吴淞的铁路旁边,当时是‘中国地界’,但距越界筑路的北四川路不远……”
  郑超麟在他的《怀旧集》中这样描写:“会场设在二楼,布置成学校课堂的样子,有黑板,有讲台,有课桌课椅,而且每人有英文课本,准备有人闯进来问时,就说这里是英文补习班课堂。三楼是一部分代表住宿的地方。我们都从后门出入。”郑超麟还回忆说:“外地来的代表食宿其中,他们睡在三楼,二楼开会,楼下客堂;楼梯口装有拉铃,一有意外,就通知楼上。会议期间,未曾发生什么意外。”
  经过随后的几次实地勘察、验证,1987年4月,上海市虹口区委党史办公室最终确认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为中共四大会址。
姗姗来迟的中共四大
  根据中共二大的决议,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一次。按照惯例,中共四大应于1924年召开。1924年8月31日,中共中央以“锺英”(谐音)的代号发出《关于召开四大致各地党组织的信》,称“第四次全国大会为期不远”。9月15日,“锺英”又向各地方委员会发出《关于召开四大的通知》,明确指出中共四大定于当年11月召开,并将四大将要讨论的问题以及代表推举的细则告知各地组织,要求各地方党组织提交议案。
  其实,大会的筹备工作早在1924年7月就开始了。这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实现。因此,1924年成为中共成立后最为繁忙的一年,国民党改组、黄埔军校建立、推动冯玉祥倒戈、部署推动全国的国民运动等一系列工作接踵而来。随着工人运动逐渐恢复,农民运动日益兴起,全国革命形势迅速升温,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国共双方的关系似乎步入了“蜜月期”。但在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洪流中,国民党排挤共产党人的倾向渐露端倪。恰是这些暗流,令中共四大的召开时间一拖再拖。
  1924年6月,国民党右派邓泽如、张继、谢持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声称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绝对不宜党中有党”。8月,张继等又抛出《护党宣言》,公开反对反帝反军阀的政治纲领,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消灭国民党。
  此时,一个重要的问题摆在共产党人面前:在这场日益高涨的革命浪潮中,共产党人是应当在国民党的旗帜下为了国民革命运动去组织中国工人、农民,还是应当由共产党直接去组织群众?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究竟应该由谁掌控?
  1924年11月底,一位学者模样的外国男子来到上海,他就是受共产国际派遣的俄国人维经斯基(中文名为吴廷康)。他与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关系十分密切,并被称为共产国际的“中国通”。此前,维经斯基曾于1924年4月来过中国,并参加了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他此行就是为指导中共四大的召开。
  维经斯基参与审定了中共四大的基本材料和提纲,并与陈独秀一起主持召开了为期一周的中央全会,确定了四大的中心议题。维经斯基指出:“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党渗透到城市工人群众中去的问题,也就是从在小组中做宣传工作过渡到在工厂中做鼓动工作的问题,向工人们说明现在中国政治斗争的基本因素。同时,代表大会应该找到把群众集中和组织起来的各种方式。”他还指出:“虽然国共两党关系不能说尽如人意,但我们在会上还是不全面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还应该帮助国民党,以便尽可能广泛地掀起反帝运动浪潮。”
  中共中央指定陈独秀、彭述之、维经斯基等组织起草委员会,中共四大的所有提案均由起草委员会草拟。瞿秋白担任维经斯基的翻译,并将维经斯基起草的议决案和其他文件译成中文。12月19日,维经斯基致信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拉斯科尼科夫,通报了中共四大的筹备情况。因为四大开会需要维经斯基参加,原定于11月15日召开的会议先被改为12月20日,后又被推迟。
  中共四大召开前,推举陈独秀、蔡和森、彭述之、瞿秋白、周恩来5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彭述之为大会秘书长,郑超麟和张伯简为大会记录员。
回应谁来掌控革命领导权
  为了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回答党所面临的许多新问题,中共四大于1925年1月正式举行。
  寒风呼啸的1月11日午后,大会的向导郑超麟陆续将出席者带入会场。出席代表有20人,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4人,他们代表着全国994名党员。陈独秀宣布开会后,维经斯基代表共产国际致贺词。
  在三张八仙桌拼接成的会议桌旁,陈独秀作了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共四大代表们认真讨论了陈独秀的工作报告,全面评价了党中央一年多来的工作。
  中共四大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最重要的贡献是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大会指出: (下转第四版)